一、为中国书法奠定基础的先秦书法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虽然书法艺术的自觉化至东汉末才发生，但书法艺术当于汉字的萌生同时。汉字的形成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目前发现的于原始汉字有关的资料，主要是原始社会在陶器上遗留下来的刻画符号但许多文字学家认为，它们还不是文字，只是对原始文字的产生起了引发的作用。大多数文字学家认为“汉字的形成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夏代”，并在“夏商之际(约在公元前 17世纪)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裘锡圭《文字学概要》)。

    为学术界公认的我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约前14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从书法的角度审察，这些最早的汉字已经具有了书法形式美的众多因素，如线条美，单字造型的对称美，变化美以及章法美，风格美等。从商代后期到秦统一中国(前221年)，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字体和字形的嬗变之中。西周晚期金文趋向线条化，战国时代民间草篆向古隶的发展，都大大消弱了文字的象形性。然而书法的艺术性却随着书体的嬗变而愈加丰富起来。

    主要作品介绍：

    殷 甲骨文 殷商甲骨文(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

    甲骨文发现于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是殷商时期刻写在龟骨，兽骨，人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文字，是经过巫史加工过的古汉字。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图为《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商代武丁时期的作品，风格豪放，字形大小错落，生动有致，各尽其态，富有变化而又自然潇洒。不愧为甲骨文书法中的杰作。

    西周大盂鼎铭文

    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内壁有铭文，长达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有。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西周毛公鼎铭文

    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内壁铸有多达 498字的长篇铭文。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

    西周散氏盘

    为西周后期厉王时代的青铜器，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

    东周石鼓文

    为战国时代秦国刻石。石鼓共有十枚，形似鼓状，每件石鼓上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共十首，其内容为记述秦王游猎之事，故石鼓又称为猎碣。字迹磨损很多，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的字体是典型的秦国书风，并对后来秦朝小篆的出现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其本身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它的结体方正匀整，舒展大方，线条饱满圆润，笔意浓厚，在《石鼓文》字里行间已经找不出象形图画的痕迹，完全是由线条组成的符号结构。

    二、开创先河的秦代书法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兼并天下，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化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

    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的代表作为秦泰山刻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与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壮观的兵马俑一样，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是中华民族无穷智慧的结晶。

    主要作品：

    泰山刻石

    《泰山刻石》的作者秦相李斯(?-公元前208年)，可称得上是我国书法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书法家。《泰山刻石》的书体是秦统一后的标准字体，小篆。其结构特点，直接继承了《石鼓文》的特征，比《石鼓文》更加简化和方整，并呈长方形，线条圆润流畅，疏密匀停，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受。唐张怀瑾称颂李斯的小篆是：“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

    云梦睡虎秦简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震惊了考古学界和书法界。它的出土，使现代书法家们眼界大开，亦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隶的资料。秦隶在结体上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特征，既有后世隶书的特征，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古人说：“篆之捷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隶书的方向推进。

    三、隶书大盛的汉代书法

    汉代从公元前二零六年到公元二二零年四百二十六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三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另外，金文、小篆因为实用面越来越小而渐趋衰微，但在两汉玺印、瓦当和嘉量上还使用，并使篆书别开生面。康有为曾说：“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

    主要作品介绍：

    马王堆帛书

    秦代末期和西汉初期的墨书手迹。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包括《战国策纵横家书》、《老子》甲本(左图)和乙本(右图)等，它是研究西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使前人争论不休的西汉有无隶书的问题迎刃而解，所谓西汉无隶书，西汉无分书等说法不攻自破。《马王堆帛书》用笔沉着、遒健，给人以含蕴、圆厚之感。它的章法也独具特色，既不同于简书，也不同于石刻，纵有行、横无格，长度非常自由。有强烈的跳跃节奏感。总体反映了由篆至隶的隶变阶段的文字特征。

    西狭颂

    汉代隶书。全称为《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篆额有“惠安西表”四篆字,故又名《惠安西表》。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六月刻，在甘肃成县天井山摩崖。此石结字高古，庄严雄伟，用笔朴厚，方圆兼备，笔力遒劲。杨守敬评论说：“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重。”碑文末刻有书写者“仇靖”二字，开创书家落款之例。

    埔阁颂

    汉代隶书摩崖。全称《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埔阁颂》，与《西狭颂》为姊妹篇，建宁五年(公元 172年)二月刻，在陕西略阳县白崖。此石字体多含篆书意味，笔画圆润，波磔不大明显，但字形结体多取横势，方折突出，章法茂密，风格古朴中含沉郁，所以清代万经曾说字样险怪，下笔粗钝，而康有为评云：“吾尝爱《埔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颜真卿)章法结体，独有遗意。”(《广艺舟双楫·本汉》，可见此石对后代书坛的影响。

    张迁碑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东汉碑刻。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在今山东东平县。字体严密方整而多变化，于朴厚中见劲媚。用笔以方笔为主，方劲沉着、力气雄健。碑阴的题名，书法更是流畅自然，为书家所称道。

    鲜于璜碑

    汉代隶书。全称为《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刻，此碑结字宽扁丰厚，整齐划一，用笔瘦硬有力，骨肉雄浑，棱角之处方笔森挺，可谓斩钉截铁，已开北魏切笔之先河，但不失秀俊。整幅气势浑穆刚劲，有茂密丰伟之感，近《张迁碑》，是汉隶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礼器碑

    汉代隶书。全称为《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故又名《韩敕碑》，永寿二年(公元 156年)刻，在曲阜孔庙，此碑字体工整方纵，大小匀称，左规右矩，法度森严。用笔瘦劲刚健，轻重富于变化，捺脚特别粗壮，尖挑出锋十分清晰，是汉隶中典型的厚重，燕尾极为精彩。书势气韵沉静肃穆，典雅秀丽。翁方纲夸为汉隶中第一。此碑对以后唐代楷法的形成影响很大。

    曹全碑

    汉代隶书。全称《汉合阳令曹全碑》，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十月刻，1956年藏入陕西博物馆碑林。在汉隶中此碑独树一帜，娟秀清丽，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笔画正行，长短兼备，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逸类，但神采华丽秀美飞动，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实为汉隶中的奇葩。

    华山碑

    汉代隶书。全称《西岳华山庙碑》，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四月刻，此碑与《礼器碑》一样被誉为汉隶中典范，结字堂堂正正，字、行距齐整，波磔秀美。清代朱彝尊评此碑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金石文字跋尾》)。刘熙载也说：“汉碑萧散如韩敕、孔宙，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之盛也，若华山庙碑，磅礴郁积，流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艺概》)

    史晨碑

    东汉隶书。碑体两面刻字，又名《史晨前后碑》，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后碑全称《史晨飨孔庙碑》。灵帝二年(公元169年)立，今在山东曲阜孔庙。书法工整，造型丰美多姿，波挑神采飞逸，章法疏密匀适，结构谨严而气韵灵动，蕴藉跌宕，笔法笔意二者俱全。清代万经在《分隶偶存》中评论说：“修饬紧密，矩度森严，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在卒吏(乙瑛碑)、韩敕(礼器碑)之右。”杨守敬《平碑记》也说：“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乙瑛碑

    汉代隶书。全称为《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吏碑》，刻于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六月，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东庑。此碑工整匀适，组织严密，笔法极有法度，粗细统一，间架结构皆十分注意，全幅秀逸清丽，尤其燕尾的姿态非常优美，是汉隶趋于规范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翁方纲称其：“骨肉匀适，情交流畅。”何绍基以为：“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

    石门颂

    汉代大型隶书摩崖石刻。全称为《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刻。结体大小不一，笔法瘦劲恣肆，雄健舒畅，颇饶趣味，今人祝嘉论此石刻曾说：“石门巧多于拙，瘦处多，肥处少，且喜用长势，多用圆笔。布置巧妙，错综变化。”

    衡方碑

    汉代隶书。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九月立，原在山东汶上县，清雍正八年(公元 1730年)汶水泛决，碑陷，后邑人重立，今在山东泰安岱庙。此碑字体方拙朴实，以拙取胜，间架稳实厚重，如虎卧阕下。笔画端正粗壮。笔笔如磐石，折角棱条分明，有严峻之态。章法行密字满，于平正之中存欹斜之变。翁方纲说：“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似开后来颜鲁公正书之渐。”(《两汉金石记》)杨守敬《平碑记》也说：“此碑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清代著名书法家伊秉绶隶书即源于此。

    四、完成书体演变的魏晋书法

    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是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代。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经萌芽了。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

    这一书法史上了不起的时代，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绰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盛称“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甚至尊王羲之为“书圣”。又有王洵(羲之侄)善行书，有《伯远帖》传世。 

    著名代表书家及作品介绍

    钟繇(151-230)

    字元常，三国魏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因为做过太傅，世称“钟太傅”。他的书法，以曹喜、蔡邕、刘德升为师，博采众长，兼善各体，尤精小楷。结构朴实严谨，笔势自然，开创了由隶书到楷书的新貌。和晋代王羲之并称“钟王”。他的书法历代为人所重视。钟的真迹，早已失传，宋代以来法帖中所刻的小楷《宣示表》，《荐季直表》等都是晋唐人临摹本。

    其主要作品有：

    宣示表：小楷，梁武帝萧衍誉道“势巧形密，胜于自运”。笔法质朴浑厚，雍容自然。

    荐季直表：小楷，写于黄初二年(二二一)。其布局空灵，结体疏朗、宽博，体势横扁，尚有隶意。虽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结体法度均不如晋唐工整，但天趣盎然，妙不可言。

    陆机

    陆机，字士衡，西晋吴郡（今苏州）人。陆逊之孙，陆抗之子。生于吴景帝永安四年（公元261年），卒于晋惠帝太安二年丁巳（公元302年），少负才名，与弟云并称“二陆”。累官太子洗马、著作郎，成都王司马颖表为平原内史。

《平复帖》局部

    王羲之(303-361)

    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晋怀帝永嘉年(公元三零七年)生，死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三六七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后世称为“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后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王羲之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正体世称“书之圣”。王羲之在书法上是个革新家，他的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行书和草书上。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他把散见于前代、当代的书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笔、结字优点，融合统一在一种崭新的书法作品中。

    其主要作品有：

    乐毅论：王羲之书，小揩字体。笔势流丽，神采焕发，肥瘦相称，极合楷书的法则。隋智永称它为“正书第一”，唐代褚遂良也极为称赞。

    黄庭经：小楷，关于黄庭经，有一段传说：山阴有一道士，欲得王羲之书法，因知其爱鹅成癖，所以特地准备了一笼又肥又大的白鹅，作为写经的报酬。王羲之见鹅欣然为道士写了半天的经文，高兴地“笼鹅而归”。原文载于南朝《论书表》，文中叙说王羲之所书为《道》、《德》之经，后因传之再三，就变成了《黄庭经》了。因此，《黄庭经》又俗称《换鹅帖》，无款，末署“永和十二年(356)五月”，现在留传的只是后世的摹刻本了。

    兰亭序：这篇文字，是王羲之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和一些文人举行“修契”宴会上，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三十三岁时的得意之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行书第一”。

    快雪时晴帖：王羲之书。行书四行，字体流利秀美。元赵孟俯曾称此帖为“天下第一法书”。《石渠宝笈》收晋人三帖，号称“三希”，此帖列于首位。其为人所重视，由此可见。

    孔侍中帖：《孔侍中帖》和《频有哀祸》，王羲之行书，二帖连为一纸。纸本现藏日本前田育德会，与《丧乱·二谢·得示帖》同为唐代流入日本的王羲之名迹摹本。《频有哀祸·孔侍中帖》在活泼的行书笔意中带有凝重之感。在章法结体上又显示出欹侧取妍的艺术效果。

    丧乱帖：《丧乱·二谢·得示帖》均为唐摹王羲之尺牍，行书。纸本。现藏日本帝室。帖上还引有朱文“延历敕定”三印，延历相当于我国唐德宗建中三年至唐顺宗永贞元年，可见此帖是唐代传入日本的。《丧乱·二谢·得示帖》笔法精妙，结体多欹侧取姿。有奇宕潇洒之致，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

    十七帖：《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代表作，内容是他所写的尺牍。因卷有“十七”字故名。《十七帖》墨迹已佚，仅有摹刻本传世。《十七帖》草书，前人评为“笔法古质浑然，有篆籀遗意”，也有人认为帖中字带有波挑的笔势，字字独立不相连属。这正表明他善于“兼撮众法，备成一家”，所以才能形成他独具风范的草书体势。

    王献之(344-386)

    字子敬，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官至中书令，世称“王大令”。他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幼时从他父亲学书，后来取法张芝，别创新法，自成一家，与父齐名，人称“二王”。南朝宋，齐，梁，陈之间，人多崇尚他的字。他的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草书名作《中秋帖》，列为清内府“三希”之二，笔划连续不断，世称“一笔书”。

    其主要作品有：

    洛神赋十三行：洛神赋(十三行)

    《洛神赋》是王献之的小楷作品，据说王献之好写洛神赋，写过不只一本。共计十三行，真迹已不复存在。今只传贾似道所刻石本，因石色如碧玉，世称“碧玉十三行”。现藏首都博物馆。

    王献之所书《洛神赋》(十三行)体势秀逸，笔致洒脱，清杨宾《铁函斋书号》认为“字之秀劲园润，行世小楷无出其右”。从《洛神赋》(十三行)中可看出，王献之的楷书笔法不再带有隶意，字形也由横势变为纵势，已是完全成熟的楷书之作。

    鸭头丸帖

    王献之行草书。二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全帖用墨枯润有致。姜夔《续书谱·用墨》说：“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鸭头丸帖》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鸭头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

    中秋帖

    《中秋帖》传为王献之所书，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询的《伯远帖》合称“三希”，现藏故宫博物院。《书断》中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中秋帖》书法纵逸豪放，应是王献之创造的新体。 

    王洵(350- 401)

    字元琳，小字法护。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人。官至尚书令。他是“书圣”王羲之的族侄，出生在一个精于书法，几代不衰的名门望族。其父王恰，其祖父王导均善书，所以史称“三代以能书称，家范世学，洵之草圣，亦有传焉”。其草书《伯远帖》，一直被后代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是因为它是十分难得的东晋名人书法真迹。

    其主要作品有：

    伯远帖

    东晋王洵真迹。历来为后世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

    《伯远帖》是王给亲友的一通书函。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被列为“三希”之三。它的笔画写得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朗，飘逸，真有点“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 

    五、民间书家大显身手的南北朝书法

    晋至八王之乱，王室内讧以后，势力逐渐衰微。在北方，随着西晋的灭亡。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时期。后拓跋氏结束十六国，建立北魏，促成了一百四十九年的相对统一。这是北朝。晋室东迁至灭亡，从公元三一七年至公元四二零年，是南朝。

    此时书法，也继承东晋的风气，上至帝王，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南北朝书法家灿若群星，无名书家为其主流。他们继承了前代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了无愧于前人的优秀作品，也为形成唐代书法百花竞妍群星争辉的鼎盛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南北朝书法以魏碑最胜。魏碑，是北魏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书法。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唐初几位楷书大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是直接继承智永笔法取法六朝的。 

    主要书法家及作品：

    智永(南朝-隋唐)

    是王羲之的七代孙子，王羲之第五子王徽之的后代。他是严守家法的大书法家。他习字很刻苦。冯武《书法正传》说他住在吴兴永欣寺，几十年不下楼，临了八百多本《千字文》，给江东诸寺，各送一本。他用废的笔，埋起来象冢一样。后人讲“退笔成冢”的典故就是从这儿来的。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说他学钟繇《宣示表》，“每用笔必曲折其笔，宛转回向，沉著收束，所谓当其下笔欲透纸背者”。他所写的《千字文》清何绍基说：“笔笔从空中来，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以喻之”。我们细读他的墨迹《千字文》，看得出他用笔上藏头护尾，一波三折，含蓄而有韵律的意趣。董、何之说可谓精确、具体、恰当。

    其主要作品有：

    《千字文》  此为智永《真草千字文》，线条饱满，笔意飞动，运笔，结体的技巧都十分精熟，前人评其书谓“智永得右军之肉”，于此可得印证。其《楷书千字文》用笔遒劲，结构端庄，笔画的起止提按痕迹十分清晰，富有虚实变化，与晋唐写经非常接近，便于初学。

    魏碑代表作

　　1.丰碑：

　　丰碑的书体除了北魏寇谦之嵩高灵庙碑所含的隶法较多，风格较古，以及东魏敬使君碑较圆柔，是特例独行的坏孩子之外，其余都是规矩的好学生，方峻而端整，锋芒毕露，如晖福寺碑、高贞碑、张猛虎碑等。

    爨宝子碑：

    南朝沿袭晋制，禁止立碑，故碑刻极少，而云南“二爨”(《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可谓灿若星辰，光耀夜空。《爨宝子碑》是云南边陲少数民族的首领受汉文化的熏陶，仿效汉制而树碑立传的。此碑刻于东晋大亨四年(405)。

    书体是带有明显隶意的楷书体。碑中一部分横画仍保留了隶书的波挑，但结体却方整而近于楷书。用笔以方笔为主，端重古朴，拙中有巧。看似呆笨，却飞动之势常现。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此碑为“端朴若古佛之容”是很恰当的。

    爨龙颜碑：

    《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宋大明二年(四五八)，比《爨宝子碑》晚五十三年。可以说这两块碑是同时代的作品。它的结体以方整为主，但转折处已使用圆转笔法，而不象《爨宝子碑》那样如矩形的折角，更具有楷书的特征。我们可以从《爨龙颜碑》笔画的圆润刚强，窥见其运笔实源于篆法，起笔虽有方圆之分，但笔划均极为厚重。《爨龙颜碑》在手法上俯仰揖让，疏密相间，在结构上姿态奇逸，舒敛自如。康有为评说：“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

    张猛龙碑：

    此碑立于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五二二)，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现在山东曲阜孔庙中。是魏碑后期佳作之一。《张猛龙碑》运笔刚健挺劲、斩钉截铁，可看作是《始平公》的风格的延续和发展。如横、直划的方笔起笔，折处的方棱及三角形的点等，都保留了《始平公》的旧貌；但也并非笔笔都方，而是变化多端，有方有圆，比《始平公》更精美细腻。此外，较之早期魏碑，我们不难看出魏碑由粗到细的演变过程。 

　　2.造像记：

　　清代乾隆、嘉庆以后，一些金石考古家争相访求名山，寻碑索拓。如阮元、黄易等不辞劳苦，寻访残碑断碣。黄易（小松）最早在龙门石窟拓碑四品，世称（龙门品四品）。以后又有人拓10品、2O品、多至1500品。现在所流传的“龙门二十品”为北魏时朋书法的代表作品，是魏碑书法的精华。

　　龙门石窟在河南省洛阳南40里，伊水两岸形成阙门的形状，人们称它为“伊阙”。（见“水经注”：“两山相对，望之若阙。”）它的两岸为龙门山，山上建有石窟和造像，即“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创建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公元494年），从魏至宋代，凿取岩壁建造佛像极为盛行。据统计，龙门石窟群现存洞窟1352个，佛翁750个，造像10万余尊，造像题记和碑蝎3600多块，北魏时期造像题记约2000块，其中最著名者四种，即所谓“龙门四品”。

　　“龙门四品”即“始平公”、“杨大眼”、“魏灵藏”、“孙秋生”等造像铭。

　　“龙门二十品”，又称“龙门山佛像铭”，最著名的，共20种：

　　孙秋生等造像　北魏景明三年
　　始平公造像　北魏太和二十二年
　　北海王元祥遥像　北魏太和二十二年
　　北海王国大妃高为孙造像　无年月
　　长乐王夫人尉迟造像　北魏太和十九年
　　一弗造像　北魏太和二十年
　　解伯达造像 北魏太和年间
　　杨大眼造像　无年月
　　魏灵藏造像　无年月
　　郑长酞造像　北魏景明二年
　　惠感造像　北魏景明三年
　　贺兰汗造像　北魏景明三年
　　高树等造像　北魏景明三年
　　法生造像　北魏景明四年
　　太妃候造像　北魏景明四年
　　安定王元燮造像　北魏正始四年
　　慈香造像　北魏神龟三年
　　道匠造像　无年月
　　马振拜造像　北魏景明四年
　　齐郡王元袜遥像　北魏熙平二年

    始平公造像记

    《龙门二十品》是龙门石窟中的二十尊造像的题记拓本，北魏书风的代表作。康有为称龙门石刻“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规也”。而《始平公造像》又是龙门石刻中的代表作。立于太和二十二年(498)。此碑与其它诸碑不同之处是全碑用阳刻法。笔画折处重顿方勒，锋芒毕露，显得雄峻非凡。 

　　3.墓志铭：

　　在碑刻中，造像记是树立于地表供人观胆，顺便表示有这样一件事，或留下名字，而墓志铭则是埋入圹内，大抵而言碑石较小，字体精致，又一直隐性埋名的躲在地底下，不易毁损，出土时还像新的一样，弥足珍贵。墓志书体多半蕴藉妍华，与上面介绍的碑刻、造像记不大一样，仅有少数趋于方峻，如等一下会介绍的元羽墓志、司马景和妻孟氏墓志铭等；比较婉转的呢，则有张玄黑女墓志，刁惠公墓志铭等。

    张黑女墓志铭

    又名《张玄墓志》。原石不复存在，清道光年间何绍基于山东发现此碑裱本而闻世。因海内孤本，故极为珍贵。现藏上海博物馆。《张黑女墓志铭》书于北魏晋泰元年(五三一)，是北魏晚期精美之作。此碑运笔中侧互用，逆笔中锋，藏露皆备，有刚柔相济的圆润之趣。其结体呈横势而宽绰，含有一定隶意。清何绍基评云：“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神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

　　元羽墓志：

　　立于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最近才刚出土的，热腾腾的哦～元羽为北碑王室，因此墓石字体优美，刻工极精细，如果不是当代大师是做不出来的。其笔画方折峻厉，而亦参用圆笔，直画收笔多做悬针形，苍劲不足张猛龙碑﹝对，就是你所想到的那个﹞而凝链端整足以并驾，浑脱北朝粗犷之风。

　　4.摩崖书：

　　摩崖书就是那类超没公德心的刻在峻岭崖壁，破坏自然生态，造成水土流失的作品﹝请见国中历史课本第一册四十八页，「赤壁」那两个字﹞，以石门铭最早，再下来就分成了二支：一是山东掖县、平度县的寒同山、云峰山......等一大垞；二为山东泰安县北，由泰山至半山之经石峪、南徂徕山，郡县近郊之岗山、尖山．．．等又一坨，其中以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徂徕山佛号、邹县四山摩崖刻经较为有名，皆是径尺大字──触目惊心，心惊胆颤的那一种。

    瘗鹤铭：

    南北朝摩崖刻石。刻石的时代和书写者的姓名，向来没有定说。《瘗鹤铭》的原刻，在江苏镇江焦山崖石上，曾崩落在长江中。清代康熙中，移置在山上的定慧寺。铭文笔势开扩，点画飞动，前人评价很高。北宋黄庭坚爱临此铭，他的诗有“大字无过瘗鹤铭”之句。 

    石门铭：

    北魏摩崖碑，王远书。在陕西褒城县。此铭书法飞动疏宕，出自《石门颂》，《西狭颂》等碑。有拓本及石印本。近人康有为以临此铭而擅书名。他曾有“《石门铭》为飞逸浑穆之宗，《郑文公》，《瘗鹤铭》辅之”的说法。 

    郑文公碑

    即《魏兖州刺史郑羲碑》，北魏摩崖刻石，宣武帝永平所年(公元511年)刻。书写者是郑羲的儿子郑道昭。书法多用圆笔，变化巧妙；结体宽博，气魄雄伟。清代包世臣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是“真文苑奇珍也”。

    泰山金刚经：

    即《经石峪》，在山东泰安。南北朝时刻于泰山一小瀑布下的大块平整山石上，藏于水下约千年，后经发现，使泉水改道，才暴露出来。何人所作，至今尚无定论。字径由一尺二，三到一尺七，八寸，现存一千零六十七个字，前人评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康有为评为“榜书第一”。字形在楷法中兼含隶意，故有人称为“隶楷书”。

    六、书学鼎盛的唐代

    唐朝的建立结束了西晋以来近三百年的动乱局面，国初二十年形成了文治武功的“贞观之治”，此后从武则天到唐玄宗开元时期更是呈现出超越两汉的空前兴盛气象。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唐代墨迹流传至今者也比前代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初唐书家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陆柬之等，此后有创造性的还有李邕、张旭、颜真卿、柳公权、释怀素、钟绍京、孙过庭。唐太宗李世民和诗人李白也是值得一提的大书家。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著名碑刻：

    龙藏寺碑

    亦称《正定府龙兴寺碑》，立于隋开皇六年(公元586)，碑在河北正定龙兴寺。楷书，碑阳30行，行50字，碑阴题名五列，左侧题名三列。

    《龙藏寺碑》书法宽博和谐，其用笔细劲轻松，具有流动感和轻重变化，结体以方正为主，略呈扁形，左右开张，点画精丽而有法可循，给人以清爽匀称的感觉。此碑为隋代刻碑中的精品，对唐代书法，特别是唐初诸大家的影响甚大。 

    唐代著名书法家

    欧阳询(公元557-641)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世称欧阳率更。

    虞世南说他“不择纸笔，皆能如意”。而且他还能写一手好隶书。贞观五年《徐州都督房彦谦碑》就是其隶书作品。他的书法，以隶书为最。究其用笔，圆兼备而劲险峭拔，“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怒目，力士挥拳。”其中竖弯钩等笔画仍是隶笔。他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他的楷书无论用笔，结体都有十分严肃的程式，最便于初学。后人所传“欧阳结体三十六法”，就是从他的楷书归纳出来的结字规律。他的行楷书《张翰思鲈贴》体势纵长，笔力劲健。墨迹传世，尤为宝贵。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书法一本家传。父子均名声著于书坛，被称为“大小欧阳”。小欧阳《道因法师碑》，隶意更浓，然而锋颍过露，含蓄处不及其父.。

    其主要作品有：

    化度寺碑：

    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唐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碑立于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楷书35行，行书33字。原石久佚。此碑书法笔力强健，结构紧密。早《九成宫》一年而书，故风格极相似，但谨严有余舒展不足。元赵孟俯评论云：“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为最善，而《邕禅师塔铭》又其最善者也。”清代金石家翁方纲对此碑书法评价极高，认为此碑胜于《九成宫醴泉铭》。赞誉虽嫌过头，但可以说明此碑的书法确有其独到的地方。

    九成宫醴泉铭：

    《九成宫醴泉铭碑》由魏征撰文，欧阳询书。记载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泉水之事。此碑立于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楷书24行，行49字。此碑用笔方整，且能于方整中见险绝，字画的安排紧凑，匀称，间架开阔稳健。明陈继儒曾评论说：“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者屈膝，非他刻可方驾也。”明赵涵《石墨镌华》称此碑为“正书第一”。

    虞恭公碑：

    全称《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亦称《温彦博碑》。岑文本撰文，欧阳询书，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十月立。楷书36行，行 77字，碑额阳文篆书“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公碑”十六字。明赵涵《石墨镌华》评云：“此碑字比《皇甫》，《九成》善小，而书法严整，不在二碑之下。”并叹：“时信本已八十余，而楷法精妙如此。”诚然，欧阳询所书《虞恭公碑》已达到了艺术的化境，细观次碑书法已脱离了“欧体”在《九成宫》，《化度寺》中所具有的凝厚严谨的特征，而更趋于自然流畅。此时欧阳询作楷书已能随心所欲，运笔自如。

    张翰思鲈帖：

    亦称《季鹰帖》，欧阳询书。行楷书，无款。纸本，纵25.2厘米，横33厘米。后纸有瘦金体书跋：“唐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智永亦复避锋。鸡林尝遣使求询书，高宗闻而叹曰：'询之书远播四夷。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非虚誉也。'”此帖的风格与欧阳询的楷书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是以险取胜。字的重心压在左侧，而以千钧之势出一奇笔压向右侧，使每个字的结体形成一种逆反之势，然后再向右用力使之化险为夷，真可谓“险中求稳，别有乐趣”。清乾隆帝评论道：“妙于取势，绰有余妍。”是很有眼力的。此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皇甫诞碑：

    全称《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宏议明公皇甫府君之碑》，亦称《皇甫君碑》。唐于志宁撰文，欧阳询书。此碑现在陕西西安，无书写年月。楷书28行，行59字。碑额篆书“隋柱国宏议明公皇甫府君碑”十二字。《墨林快事》谓此碑立于隋朝，当为欧阳询早年所书。此碑在明代已断为两截。

    《皇甫诞碑》用笔紧密内敛，刚劲不挠。点画重在提笔刻入，此为唐初未脱魏碑及隋碑的瘦劲书风所特有的笔法特点。杨士奇云：“询书骨气劲峭，法度严整，论者谓虞(世南)得晋之飘遗，欧(阳询)得晋之严整。观《皇甫诞碑》其振发动荡，岂非逸哉？非所谓不逾矩者乎？”翁方纲说：是碑由隶成楷，因险绝而恰得方正，乃率更行笔最见神采，未遽藏锋，是学唐楷第一必由之路也。”

    此碑用笔研润，虽为欧阳询早年作品，但已具备了“欧体”严整、险绝的基本特点。明王世贞云：“率更书皇甫府君碑，比之诸贴尤为险劲。是伊家兰台(欧阳通)发源。”杨宾在《大瓢偶笔》中说：“信本碑版方严莫过于《邕禅师》，秀劲莫过于《醴泉铭》，险峭莫过于《皇甫诞碑》，而险绝尤为难，此《皇甫碑》所以贵也。”

    梦奠帖

    欧阳洵以楷书名，其实他的行书也很出色，其中以《梦奠帖》为最佳。《梦奠帖》全称《仲尼梦奠帖》，七十八字，无款，但流传有序。郭天锡在跋中曰：“此本劲险刻历，森森然如武库之戈戟，向背转折深得二王风气，世之欧行第一书也。” 

    虞世南(公元558-638)

    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字，故世称“虞永兴”，享年八十一岁，赐礼部尚书。

    虞世南幼年学书于王羲之七世孙，著名书法家僧智永，受其亲传，妙得“二王”及智永笔法。虞世南为人沉静寡欲，志性刚烈，议论正直，深得唐太宗器重。他的书法，笔势圆融遒劲，外柔而内刚。论者以为如裙带飘扬，而束身矩步，有不可犯之色。

    虞世南传世的书迹有：　  

    孔子庙堂碑

    为虞世南撰文并书写。原碑立于唐贞观初年。楷书35行，每行64字。碑额篆书阴文“孔子庙堂之碑”六字。碑文记载唐高祖五年，封孔子二十三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缮孔庙之事。为虞世南六十九岁时所书。此碑书法用笔俊朗圆润，字形稍呈狭长而尤显秀丽。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片平和润雅之象。

    汝南公主墓志：

    此帖无款，传为虞世南书，亦有人认为是旧摹本。纸本，行书18行，共222字。此帖书法温润圆秀，用笔近似宋代米芾，故有米临之说。明王世贞评此书：“潇散虚和，姿态风流，有笔外意。”明李东阳也说此帖：“笔势圆活，戈法独存。”所谓戈法，就是虞世南研究“二王”书法所悟到的一种独特笔法。相传唐太宗临右军书法，写到“戬”字时，虚其“戈”令世南补之，然后拿给魏征看。魏征说，圣上之书惟“戈法”逼真。可见虞世南书法造诣之深了。

    《汝南公主墓志》前几行确实与虞世南的楷书风格相一致，具备了含蓄深沉，外柔内刚，凛然不可犯的风度。可惜后半部则流于荒率，疑为伪作，不无道理。此帖现藏上海博物馆。 

    褚遂良(公元596-658或659)

    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至右仆射河南公，世称褚河南。

    他的书法学王羲之、虞世南。《唐人书评》说他的字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他所写的《雁塔圣教序》，最有自家之法。在此碑中，他把虞、欧法融为一体，皆凹姹*,波势自然。从气韵上看直追王逸少，但用笔，结字，圆润瘦劲之处却是褚法。

    其主要代表有：

    倪宽赞：

    《倪宽赞》墨迹，传为褚遂良书(亦有人认为是欧阳询书)，真伪尚无定论。然此书颇得褚书三昧。楷书50行，共340字。宋赵孟坚评论此帖说：“容夷婉畅是河南晚年书。”明杨士奇评云：“评者认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而詹景凤则谓：“燥而不润，觅贬天趣。”此帖原迹现在台湾。

    雁塔圣教序：

    亦称《慈恩寺圣教序》。凡二石，均在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前石为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文，褚遂良书    ，18行，行42字。后石为记，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唐高宗李治撰文，褚遂良书，20行，行40字，文右行。

    在运笔上则采用方圆兼施，逆起逆止；横画竖入，竖画横起，首尾之间皆有起伏顿挫，提按使转以及回锋出锋也都有了一定的规矩。唐张怀瑾评此书云：“美女婵娟似不轻于罗绮，铅华绰约甚有余态。”秦文锦亦评曰：“褚登善书，貌如罗琦婵娟，神态铜柯铁干。此碑尤婉媚遒逸，波拂如游丝。能将转折微妙处一一传出，摩勒之精，为有唐各碑之冠。”

    阴符经：

    大字墨迹，传为褚遂良书。纸本，楷书96行，共461字。传为褚遂良所书的《阴符经》尚有小楷和行书两种刻本流传于世，字迹皆很小，难窥庐山面目。此帖大盈寸，末题：“起居郎臣褚遂良奉敕书”。很有可能是唐代学褚书的伪作。即便如此，大字《阴符经》也不失为书法精品。此帖不但具备了褚体楷书的特点，还与“唐人写经”极其相似行笔起落多参以写经史，写得自然古朴。元杨无咎云：“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褚中令楷书见之，或评之云，笔力雄瞻，气势古淡，皆言中其一。”石皆为楷书，万文韶刻。现所选为前石拓本。《雁塔圣教序》是最能代表褚遂良楷书风格的作品，字体清丽刚劲，笔法娴熟老成。褚遂良在书写此碑时已进入了老年，至此他已为新型的唐楷创出了一整套规范。在字的结体上改变了欧，虞的长形字，创造了看似纤瘦，实则劲秀饱满的字体. 

    薛稷(公元649-713)

    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他是魏征的外甥，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少保，世称薛少保。

    他书法学虞世南和褚遂良，是褚的高足。唐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足见他“锐精临仿”。《广川书跋》说他“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成一家”。这就是宋徽宗瘦金书之所由出。有《信行禅师碑》传世。

    其主要作品：

    信行禅师碑：

    唐李贞撰文，薛稷书，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八月立。原石久佚，仅有清何绍基旧藏剪裱本，现存1800余字。此碑书法瘦劲妍媚，下开宋徽宗“瘦金书”之先河。清吴荷屋云：“用笔之妙，虽青琐瑶台合意之作亦不过是过。”此碑明显的汲取理褚书的特色，有一种清健娟秀的风韵。尤其是竖法的微曲轻勾，纯然是褚书的面目，然于笔的起落间又流露出自己的风格，不失为唐楷佳品。

    陆柬之(公元1045-1105)

    江苏吴县人。他是虞世南的外甥。书法早年学其舅，后学“二王”。后人称其“晚擅出蓝之誉”。他的书法遗迹传世者甚少。《绛帖》有陆字廿五字，又有行书陆机文赋一卷。其书法，赵孟俯以为“唐初善书者称欧虞褚薛，以书法论之，岂在四子下耶。然世罕有其迹，故知之者希耳。”我们看陆书《文赋》墨迹，亦如陆机《文赋》论文所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有逸气，逸笔，直追“二王”。

    其主要作品：

    文赋：

    行书，前李东阳篆“二陆文翰”，沈度隶“陆机文赋，陆柬之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卷流传有绪。赵孟俯跋云：“右唐陆柬之行书文赋真迹，唐初善书者称欧、虞、褚、薛，以书法论之，岂在四人之下耶。然世罕有其迹，故知之稀耳。”此卷书法多自兰亭中来，超逸神俊。有跋云：“其戈波之法，虽得虞秘书而变化不拘，自成一体，殆有逼永和遗迹者矣。” 

    李邕(公元678-747)

    字泰和，扬州江都人，官至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他的字从“二王”入手，能入乎内而出乎其外。李后主说：“李邕得右将军之气而失于体格。”恰道出李邕善学之处。《宣和书谱》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由著。初学又将军行法，既得其妙，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叶有道碑》、《岳麓寺碑》、《云麾将军碑》为其代表作。他的笔力遒劲舒放，给人以险峭爽朗的感觉。苏东坡，米芾都吸取了他的一些特点，元代的赵孟俯也极力追求他的笔意，从中学到了“风度闲雅”的书法境界。他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主要作品：

    麓山寺碑：

    亦称《岳麓寺碑》，李邕撰文并书，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立，在湖南长沙岳麓公园。行楷书28行，满行56字，碑额阳文篆书“麓山寺碑”四字。

    《麓山寺碑》是李邕行楷书的代表作。笔法挺拔，气势纵横。黄庭坚评其书曰：“气势豪逸，真复奇崛，所恨功力太深耳。少令功损相半，使子敬复生不过如此。”此碑笔力雄健，如五岳之不可撼，历来于《李思训碑》并称为李邕的书法杰作。

    李思训碑：

    全称《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亦称《云麾将军碑》,李邕撰文并书。《李思训碑》唐开元八年(公元 720年)六月立。行楷书30行，行70字。此碑书法劲健，凛然有势。明杨慎在《杨升庵集》中云：“李北海书《云麾将军碑》为其第一。其融液屈衍纡徐妍溢一法《兰亭》。但放笔差增其豪，丰体使益其媚，如卢询下朝，风度闲雅，萦辔回策，尽有蕴藉。” 

    张旭

    字伯高，吴郡人，世称张长史，生卒年月不详。

    他得书法得之于“二王”而又能独创新意。他的楷书端正谨严。规矩至极，黄山谷誉为“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若说他的楷书是继承多于创造，那么他的草书则是书法上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了。韩愈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故旭之书，变动如鬼神，不可端睨。”杜甫在《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他能把书法艺术升华到，用抽象的点线去表现书法家思想情感高度的艺术境界。在书法艺术中，他的字貌似怪而不怪，关键在于点画用笔完全符合传统规矩。可以说，他是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的个性，而在书法上成了有创造力的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书法家。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盛唐气象。

    其主要作品：

    肚痛帖：

    无款，传为唐张旭书。草书6行，共30字。明王世贞跋云：“张长史《肚痛帖》及《千字文》数行，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测。”此《肚痛帖》仅30字，写来洋洋洒洒一气贯之。从刻帖中可以看出，写此幅字时是蘸饱一笔一次写数字至墨竭为止，再蘸一笔。这样做可以保持字与字之间的气贯，还可以控制笔的粗细轻重变化，使整幅作品气韵生成，产生“神虬出霄汉，夏云出嵩华”的气势。

    郎官石拄记：

    亦称《郎官厅壁记》，唐陈九言撰文，张旭书。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 741年)立，在陕西西安。《郎官石拄记》书，原石久佚，传世仅王世贞旧藏“宋拓孤本”，弥足珍贵。《古今法书苑》谓：“张颠草书见于世者，其纵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独楷书，精劲严重，出于自然。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概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明赵涵《石墨镌华》谓此记“笔法出欧阳率更，兼永兴，河南，虽骨力不递，而法度森严。”有赞云：“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此石宋时已有刻本。明董其昌曾刻入《戏鸿堂帖》。

    古诗四贴：

    《古诗四帖》传为张旭所书。纸本，草书，写在五色笺上，共40行。纵28.8厘米，横192.3厘米。前两首诗是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为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原迹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盛唐时期，以张旭为代表的一派草书风靡一时，它打破了魏晋时期拘谨的草书风格。把草书在原有的基础结构上，将上下两字的笔画紧密相连，所谓“连绵还绕”，有时两个字看起来象一个字，有时一个字看起来却象两个字。在章法安排上，也是疏密悬殊很大。在书写上，也一反魏晋“匆匆不及草书”的四平八稳的传统书写速度，而采取了奔放、写意的抒情形式。正如唐代文学家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所云：“张旭善草书，不治它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从草书焉发之。”此幅草书，通篇气势奔放，运笔无往不收，如“锥划沙”，无纤巧浮华之笔。

    终年帖：

    唐张旭书。唐蔡希综《法书论》云：“(张旭)乘兴之后，方肆其笔，或施于壁，或札于屏，则群象自由，有若飞动，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由此可见，他的草书迥异于“不激不厉”的大王书风，而取法于“纵逸不羁”的王献之。其骇目惊心的壁书和屏书，今已荡然无存，草书作品《终年帖》等尚可从摹刻本中看到。此帖作为张旭的作品是公认的。如此难得的墨迹，留给后世的是那如骏马奔驰，倏忽千里，如云烟缭绕，变幻多姿的艺术形象。

    十五日帖：

    唐张旭书。唐代韩愈曾赞道：“往时旭善草书，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华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这是历代书论中指出书法写神达情的最精彩的论述。他仿佛告诉人们，正因为有了张旭的狂草，中国书法的感情容量才得以深邃的扩展。《文论》尝云：“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形。”以此论欣赏张旭草书，会发现书论和书作是如此合拍。 

    颜真卿(公元709-785)

    唐京兆万年人，字清臣。开元进士，迁殿中侍御史，为杨国忠所恶，出为平原太守，故世称颜平原。安史之乱，颜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叛，宰相卢杞衔恨使真卿往劝谕，为希烈所留，忠贞不屈，被缢杀。真卿为琅琊氏后裔，家学渊博，工于尺牍；从褚遂良，张旭得笔法，其正楷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舒和，一变古法，自成一格，人称“颜体”。宋欧阳修评云：“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庄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

    其主要作品：

    东方朔画像赞：

    《东方朔画像赞》的楷书作品有两件，其一传为王羲之小楷，另一为颜真卿的大楷。此碑额篆“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并序”，唐天宝十三年十二月立于德州，时年颜真卿四十六岁。碑阳赞12行，阴记17行，行楷30字。额亦二，一篆书，一隶书，皆十三字。苏东坡曾学此碑，并题云：“颜鲁公平生写碑，唯此碑为清雄。字间不失清远，其后见王右军本，乃知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明人有云：“书法峭拔奋张，固是鲁公得意笔也。”原石多经剜刻，面目全非。传世有宋拓佳本。

    多宝塔感应碑：

    乃颜真卿墨迹，作于天宝十一年他四十三岁时，楷书。碑文结体严密，笔画粗细变化不大，是他继承传统的作品，与他后来所书的《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风格迥异，而与唐人写经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说明颜真卿在向前辈书法家学习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从民间的书法艺术吸取营养。  

    《书画跋》：“此是鲁公最匀稳书，亦尽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正是近世撰史家鼻祖。”此碑最便于初学书法者临习，现藏于系西安碑林。

    颜勤礼碑：

    大历十四年，颜真卿撰并书。除《集古录》，《金石录》著录外，他书无言及者。1922年10月在长安出土，现藏于西安碑林。此碑是颜真卿为其曾祖所立，因久埋土中，故未受损，历历如新，雄迈遒劲能传颜书之本来面目，宜于初学。

    祭侄文稿：

    行草墨迹，颜真卿书。纵28。2厘米，横72。3厘米，25行,每行30字。此帖本是稿本，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但正因为无意作书，所以使此幅字写得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得自然之妙。张晏评云：“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元代鲜于枢评此帖为“天下第二行书”。在此帖真迹中，所有的渴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能让人看出行笔的过程和笔锋变换之妙，对于学习行草书有很大的益处。原迹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中兴颂：

    全称《大唐中兴颂》，元结撰文，颜真卿书于摩崖，时年六十三岁，楷书，现在湖南祁阳县浯溪。元结是唐代著名文学家，罢官后居于浯溪，溪边山岩峰峦叠障，石壁嶙峋，《中兴颂》就刻在其中最大的一块石壁上。此文记平安禄山之乱，颂唐中兴之事。此刻石书风磊落奇伟，石质坚硬，经千年尚保存完整。《集古录》称赞此摩崖刻石“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广川书跋》评为：“太师以书名，中兴颂尤瑰玮，故世贵之”。

    麻姑仙坛记：

    全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颜真卿撰文并书。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四月立。碑旧在江西临川，明季毁于火。楷书，据传世剪裱本计共901字。此碑楷书，庄严雄秀，历来为人所重，是颜体代表作之一，为颜真卿六十多岁时的作品。此时颜真卿楷书风格已基本完善，不但结体紧结，开张一任自然，而且在笔画上也从光亮规整向“屋漏痕”的意趣迈进了。欧阳修《集古录》中说：“此碑遒峻紧结，尤为精悍，笔画巨细皆有法。”

    颜家庙碑：

    全称《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右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并序》，颜真卿撰文并书。唐建中元年(公元780)七月立，碑在陕西西安。四面刻楷书，两面各24行，行47字，两侧各6行，每行52字，额篆书“颜氏家庙之碑”六字，为李阳冰书。明赵涵《石墨镌华》云：“此书结法与《东方赞》正同，劲节直气，隐隐笔画间。”王世贞云：“余尝评颜鲁公《家庙碑》以为今隶中之有玉筋体者。风华骨格，庄密挺秀。真书家至宝。” 

    争座位稿：

    亦称《论座帖》，《与郭仆射书》，是唐广德二年(公元764)颜真卿与郭英之书信稿。行草书，传有七纸，约64行，宋时曾归长安安师文，安氏以此上石，石现在陕西西安碑林，墨迹不传。苏轼曾于安氏处见真迹赞曰：“此比公他书犹为奇特，信手自书，动有姿态。”此帖为颜真卿行草书精品，后世行草书有成就者大都对此帖下过一定的功夫。通观全篇书法，一气贯之，字字相属，虎虎有生气。此稿系颜真卿因不满权奸的骄横跋扈而奋笔直书的作品，故通篇刚烈之气跃然纸上。此帖本是一篇草稿，作者凝思于词句间，本不着意于笔墨，却写得满纸郁勃之气横溢，成为书法史上的名作。后世以此帖与《兰亭序》合称“双壁”。

    自书告身：

    楷书墨迹，传为颜真卿自书，然疑为伪托。共386字。书法苍劲谨严，结衔小字亦一丝不苟，清淡绝伦。詹景风称此书：“书法高古苍劲，一笔有千钧之力，而体合天成。其使转真如北人用马，南人用舟，虽一笔之内，时富三转。”董其昌谓：“此卷之奇古豪放者绝少。”此帖字里行间可体会出颜书行笔的气韵和结体的微妙变化，是后人学习楷书不可多得的良范。原迹现在日本。 

    柳公权(公元778-865)

    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官至太子太师，世称柳少师。《旧唐书》讲：“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书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书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币，曰此购柳书。”他学颜字，但能自创新意。世称“颜筋柳骨”，指出他们书法的不同点。柳字避开了颜字肥壮的竖画，把横竖画写得大体均匀而瘦硬。他又吸取了北碑中方笔字斩钉截棱角分明的长处，把点画写得好象刀切一样爽利深挺。他又吸取虞，欧楷书结体上的紧密，颜真卿楷书结体的纵势,写出了独树一帜的柳体。　  其代表作有：大和三年《李晟碑》(石在陕西高陵)，会昌元年《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石在西安碑林)，《苻嶙碑》(无立石年月，柳碑中最完全者)，敦煌石室藏旧拓《金刚经》,《神策军碑》等。“书贵瘦硬方通神”，柳公权的书法就是以此取胜的。

    金刚经：

    是柳公权早期的书法作品，原石于宋代已被毁，现仅见敦煌石窟发现的“唐拓孤本”。柳公权早年曾广采众家之长，而且特别注意向前辈书家学习。从《金刚经》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取法诸家的痕迹。《广川书跋》云：“此经本出于西明寺。柳书谓有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体。今考其，诚为绝艺，尤可贵也。”此语基本上道出了此帖的艺术价值，对于研究柳公权楷书形成的过程及发展线索，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神策军碑：

    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并序》,柳公权书。唐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立，原碑久佚。《神策军碑》是柳公权楷书的代表作之一。此碑较人们熟知的《玄秘塔》的书法风格更成熟，更具有特色。结体布局平稳匀整，保留了左紧右舒的传统结构。运笔方圆兼施，运用自如。笔画敦厚，沉着稳健，气势磅礴。典型地表现了柳体楷书浑厚中见开阔的艺术特点。正如岑宗旦《书评》云，柳书“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读此碑可以使人加深对“颜筋柳骨”这句话的艺术特征的理解。“神策军碑”原石立在封建王朝的禁内，一般人难以进去摹拓，因此拓本传世极少。

    玄秘塔碑：

    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唐裴休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玄秘塔碑》立于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十二月，碑在陕西西安碑林。楷书28行，行54字。

    刘熙载《艺概》谓：“柳书《玄秘塔》出自颜真卿《郭家庙》”，王世贞云：“柳法遒媚劲健，与颜司徒媲美”。《玄秘塔》是柳公权六十四岁时所书。王澍《虚舟题跋》说此书是“诚悬极矜练之作”。《玄秘塔》结字的特点主要是内敛外拓，这种结字容易紧密，挺劲；运笔健劲舒展，干净利落，四面周到，有自己独特的面目。 

    怀素(公元725-785)

    唐代的草书家，字藏真，俗姓钱，湖南长沙人。相传他为练字种了一万多棵芭蕉，用蕉叶代纸、勤学精研；又用漆盘、漆板代纸，写至再三，盘板都穿，秃笔成冢，以“狂草”出名。“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前人评其狂草继承张旭又有新的发展，谓“以狂继颠”，并称“颠张醉素”。对后世影响也很大。怀素晚年草书趋于平淡。

    其主要作品：

    论书帖：

    草书墨迹，纸本，纵38.5厘米，横40.5厘米，9行，共85字。怀素草书，一般说是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草书，所以有“以狂继颠”的说法。董追《广川书跋》云：“怀素于书法，自言得笔法三昧。观唐人评书，谓不减张旭，素虽驰骋绳墨外，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今其书自谓真出钟(钟繇)，草出张(张芝)。”但无论如何，他的草书总是以奔放纵逸为基本面目的。而《论书帖》则与我们常见的怀素的草书大有不同。他的《书帖》写得“匀稳熟”，“出入规矩，绝狂怪之形”。是今草中有章草遗意的佳作。

    小草千字文：

    小草千字文墨迹。贞元十五(公元799年书)怀素千字文有多种，而以“小字贞元本”为最佳，又称《千金帖》绢本，八十四行，一零四五字。明莫如中说：“怀素绢本千字文真迹，其点画变态，意匠纵横，初若漫不经思，而动遵型范，契合化工，有不可名言其妙者”，此本为怀素晚年所书，当为绚烂之极而复归平淡之作，故历来为书林所重。

    圣母帖：

    怀素草书。王世贞评说：“素师诸帖皆遒瘦而露骨，此书独匀稳清熟，妙不可言。”

    自叙帖：

    《自叙帖》纸本，纵28.3厘米，横775厘米；126行，共698字。帖前有李东阳篆书引首“藏真自叙”四字。原迹现在台湾故宫博物院。

    《自叙帖》是怀素晚年草书的代表作。通篇为狂草，笔笔中锋，如锥划沙盘，纵横斜直无往不收；上下呼应如急风骤雨，可以想见当年操觚之时，心手相师，豪情勃发，一气贯之的情景。明代安岐谓此帖：“墨气纸色精彩动人，其中纵横变化发于毫端，奥妙绝伦有不可形容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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