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权威著录书籍到拍场“淘金”，已经成为了近年来古代书画投资市场上的一个普遍现象。以钱维城的《雁荡图》手卷为例，其就曾被《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5册《石渠宝笈·续编》所著录。这使得其在2002年中贸圣佳秋拍的时候，拍出了429万元的高价。不到五年时间，当它再次出现在拍卖市场的时候，它的成交价已经超过了2400万元，升值超过了五倍。
之所以通过著录书籍进行古代书画投资，逐渐成为市场的主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许多新投资者对于古代书画的鉴定不够明了，加上市场上“鱼目混珠”，因此投资被著录的书画无疑将大大提高投资的“命中率”。但这种方法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由于这些被著录的书画早已被市场各方所熟悉，因此捡漏几乎是不现实的。因此，通过书画的流传判断其价值也开始为市场所接受。
作为“清初六大家”的吴历，本身画作较少见，巨幅尤为难得，因此要从著录书籍中找到其精品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这件《仿王蒙山水》之所以引起市场的激烈竞争，除了画风近似元人山水雄秀的气势，更为重要的是有张经、孔广陶、孔广镛、潘佩裳等众多收藏大家的收藏印，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它的分量。无独有偶，即将拍卖的董其昌绫本书法手卷精品，内容为唐代诗人崔颢的《七夕宴悬圃》诗二首和《霍将军》诗一首。在这件绫本长卷的卷尾，有清代画家“四王”之首的王时敏的长篇题跋。王时敏在少年时曾经得到董其昌的激赏，他的题跋更显示董其昌绫本书法手卷的流传有序。
究竟是通过“著录”还是“流传”进行古代书画投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像《石渠宝笈》等权威书籍所著录的书画并非都是真迹，更非都是精品，已为收藏界所共识，但是对于没有鉴定经验却有实力的投资者来说，通过著录书籍来保证投资的安全性，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方法；流传有序虽然可以对于古代书画进行鉴别，但从目前市场来看，通过“挖款”、“补章”等手法，也可以制造出类似的效果，对于一些涉世不深的投资者来说，很容易上当。因此投资者需要根据自己对于古代书画鉴别常识的熟悉程度，以及自己的实力，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