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即将到香港展出了，这也是国宝的第三次出宫。“可惜这幅画却遭到了不该出现的误删，现在香港同胞也只能看到被删过的国宝了！可惜啊！”日前，唐山炎黄轩画社63岁的王开儒老先生对记者说，他早在10年前就发现了《清明上河图》被故宫专家误删了一头驴，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故宫方面都没有纠正这一错误！

　　北宋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长河中留存至今的艺术瑰宝，难道这样一件国宝级文物真的遭到了故宫专家的错误对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本报记者赶赴唐山、北京两地展开了调查。

　　震惊

　　网友曝料国宝被误删

　　记者辗转找到当事人

　　今年6月初记者了解到，为庆贺香港回归十周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将破天荒借出32件古代书画名迹在香港艺术馆展出，其中包括举世闻名的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以及其他历代书画真迹！32件展品将由6月29日至7月22日及7月23日至8月11日分两批展出。据悉，《清明上河图》真迹只有三次离开故宫，前两次是到上海及辽宁，这次到香港展出就是第三次！

　　然而，就在6月14日，眼看《清明上河图》离赴港展出仅有半个月之际，记者在网上却发现了一条让人震惊的爆料：一位网友赫然以《超级爆料：故宫公然践踏国宝<清明上河图>》为标题发表长文称，春节期间他在某出版社的介绍下结识了一位长者王开儒，据王介绍，他的画社“唐山炎黄轩”于1997年在故宫帮助下“在自然光下与原作校对，四易其稿，是迄今最接近原作真貌的复制珍品的《清明上河图》。”随后王开儒告诉这位网友说，在复制的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国宝竟然遭到了错误的删除！

　　记者迅速与唐山炎黄轩画社的王开儒老先生取得了联系，并在6月16日赶赴唐山进行了深入访谈。“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上少了一头驴。”身材瘦削的王开儒一说起《清明上河图》却马上难以抑制自己激动的情绪：“这是对国宝的破坏啊！让人揪心！”

　　“对比着看一下明白了。”从楼上抱来一沓厚厚的资料，王开儒小心翼翼地找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1973年以前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黑白（珂罗版）印刷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明上河图》局部，一张是1973年以后北京故宫博物院彩色印刷的《清明上河图》局部，“就是在这里。”王开儒指点着《清明上河图》卷首稍后的部位上，记者终于发现：在彩色的那张上面，一老翁背后有一个类似木桩，但顶部颇似一牲口头部的东西；而在黑白的那张上面，同一部位的赫然是一只完整的牲口形象，很像一头驴或者骡子！“这不是骡子，其实是一头驴，却被北京故宫博物院博物馆的专家当成多余的东西从画面上删掉了！”

　　调查

　　当年 故宫破例让他复制藏画

　　意外 他发现国宝被错误删除

　　王开儒是怎么发现《清明上河图》上被删掉了一头驴的？“这要说到我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段渊源，北京故宫博物院对我是恩重如山，如果仅仅考虑人情我不会把这事公布出来。”王开儒说。

　　1944年生在唐山郊区的王开儒，从小就喜欢书法、绘画，而一次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市场上看到民国年间由著名画家金拱北等出版的两本《湖社月刊》上介绍国宝《清明上河图》等300多件中国珍贵古画到日本展出的所有古画图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国宝《清明上河图》，第一次看到就让我着迷了！”如果能亲眼一睹《清明上河图的》真迹就好了！“但是后来我了解到，一般人要看到《清明上河图》的真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外国元首到中国来想一睹《清明上河图》真迹风采，都最多只能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的陪同下看上几分钟而已！因为每见一次光，都会缩短国宝的保存寿命！“我就想，如果能复制出与真迹非常接近的作品，不是就可以让更多人欣赏到国宝的风采，同时又可以避免国宝真迹展出缩短保存寿命了吗？”王开儒说，打听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也曾组织力量尝试复制《清明上河图》却一直没成功，他就产生了自己来做这件事的想法。

　　1987年，王开儒停薪留职之后做起了生意，到1990年，有点积蓄之后他办起了工艺美术厂，决定找北京故宫博物院谈复制故宫藏画的事。“也许是我的决心打动了他们。”他说，1990年6月25日那天，他带着同样喜爱传统文化、年仅14岁的大儿子王怀飞一起找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部，说明了自己的意图之后，像表决心一样指着儿子说：“如果在我手里没有做成，我的儿子会接着做，如果儿子没有做成，将来他有了儿子也接着上……”看着现代“愚公”一般执着的王开儒，北京故宫博物院开了一个从来未有的先例：让一个个体企业来复制故宫藏画，而王开儒也因此成了复制故宫藏画的第一人！

　　从齐白石的《梅花》再到吴昌硕的《枇杷》，再到著名的古画《采薇图》，几年下来他复制古画的水准让故宫的专家们震惊不已，终于同意让他复制《清明上河图》了！“中间费了多少周折真的说不清了，但是光是废掉的就有上千张，这些废画足足装了三推车！”指着院里一个破旧的手推车，王开儒说他要留下这推出纪念自己的心血——因为按照约定，即使是废画也不能留失，只能烧毁，所以这推车就成了那段日子惟一的纪念。1997年5月28日，当他把经过数次校对的复制《清明上河图》拿进故宫做最后一次校对时，在场的故宫工作人员包括副院长杨新、书画专家潘深亮等，都赞叹说：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王开儒说，因为要复制《清明上河图》他查阅收集了很多资料，结果却意外地发现了故宫珍藏的《清明上河图》原作在1973年被误删了一头母驴！随后他拿出了一些资料给记者看，其中一份资料记载当时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称“卷首稍后，在汴梁市郊的店铺林立的街衢上，一队扫墓后匆匆返回轿骑，其前导的一马突然发情狂奔，在此惊险关头，一老翁赶忙抽身欲抱蹒跚学步的幼孙，原在老翁背后木柱之旁残缺一大片，原绢已失，到明末清初揭裱时余画一尖嘴立牛，正在张口嘶叫，殊碍原画意境，故1973年新裱时揭下，留存归档，不再复原。”

　　争论

　　当年 故宫认为怪牛有害画意

　　新说 母驴形象恰是伟大杰作

　　“凡是有农村生活经验的都知道，牲畜中只有驴发情盛期凡遇异性时‘大张嘴’，即口张开经久不合，口涎流出的独特表现，同时两耳后背、腰上弓，夹尾巴，尾部趋向公驴。”王开儒对比人民美术出版社以1973年前珂罗版的黑白画册上老翁背后有牲畜的画面说，画中老者牵的正是一头典型的母驴，说明张择端这样的巨匠对牲畜习性很熟悉，且表达准确。他说，这段画意应该是：一行十数人扫墓归来，在街口不期与也是扫墓归来的夫妻相遇，披斗篷的女人骑公驴在前（早年已被刮处，即杨伯达先生称老翁背后木桩之旁残缺一大片）男人赶驴在后，偏巧与路边老者牵的那发情母驴相遇。（清明前后正值驴发情高峰期）那公驴狂奔向木率，把主人掀翻在地，而那母驴即“大张嘴”而后背，腰向上弓，尾巴稍夹，拼命挣向那公驴。同时，拴在斜对面铺前的另一头公驴，也欲挣断缰绳奔来，如果三驴奔到一起踢咬，正在母驴前方蹒跚学步的小孩将有性命之危，所以老者一手狠拽缰绳，另一手忙招小孩躲闪。而佐证他的说法的，正是人民美术出版社以1973年前珂罗版印刷的黑白《清明上河图》上有牲畜的画面。

　　王开儒说，从这一段画面可以看出，只有对生活观察入微的伟大画家，才能把这俚俗生活再现得叫后人惊心动魄，拍案叫绝！而这样一段生花妙笔竟被故宫以“尖嘴立牛有碍画意”给删了，给后人留下千古之谜？！

　　王开儒发现了这个情况后，马上向故宫方面进行了反映。但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并没理会他，甚至否认他见到过真迹，王开儒干脆展开了更详细的调查，并在2003年整理成文将自己的发现发表到了包括香港报刊在内的多家报刊上，期待着引来更多关注，促进删掉部分的恢复。而这一切也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重视：时为中国马业协会秘书长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杜玉川教授在报刊上公开发文称，虽然他对古画并无鉴定能力，但仅从生物学的角度对《清明上河图》中家畜的看法却是“补绢余画尖嘴立牛，而是驴”。

　　另外，2003年9月，著名作家冯骥才也在天津说，他曾经在年轻时临摹过《清明上河图》两遍，当年临摹时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对该画内容却相当熟悉，所以一看到王开儒的说法，立即对“不该删的删了”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说，虽然不完全赞同王开儒的观点，但觉得北京故宫博物院不该删画。冯骥才觉得这样一删，整个画面就更读不通了，更莫名其妙了。

　　未来

　　故宫是否会补上删掉部分？

　　恩将仇报的他能否与故宫和解？

　　6月19日，记者到北京希望联系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了解此事的前后缘由，但工作人员却说不能让记者前往书画部。随后记者多方联系找到潘深亮的电话后，他却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此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不想再对此发表任何说法。而谈到即将送到香港展出的《清明上河图》真迹时，潘深亮说该画又经历了一次新裱，但对于是否已经把当年删掉的部分补上去的提问，他却马上说“不清楚”而后挂了电话。随后记者与杨新的办公室联系时，工作人员同样说不清楚具体情况。但记者随后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1973年被删掉的部分，仍然被故宫归档保存，并没有在新裱时补上。

　　“也许还要更长的时间吧。”王开儒说，从1997年复制成功《清明上河图》至今，他就一直在为这事奔走呼吁，对故宫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而被视为“恩将仇报”的他再也无缘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对话，这让他感到很难受。“我就觉得个人恩怨是小事，正确地保护国宝才是大事。”他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逐步努力，引起学界的重视，让更多的专家参与进来，就此展开一个专门的研究讨论，得出一个最终的答案。

　　律师说法

　　即使是误删也无法追究责任

　　昨日，记者就王开儒认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误删《清明上河图》的看法咨询了四川典章律师事务所的沈立平律师。她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在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上并没有针对性的规定，另外在1973年发生“删除”时还没有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所以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无法用法律手段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沈立平律师认为，因为当时作出“删除”决定时，是专家集体作出的决定，并不是个人的原因造成的。这种决定是在当时专家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上作出的，并不存在故意的因素，所以即使真的是“误删”，也不可能因此追究专家们的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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